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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一十章:山河积疴,医道未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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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一百一十章:山河积疴,医道未竟 (第2/2页)

光下泛着干燥的暖意。那天傍晚他坐在灯下,继录中写道:“南方大水,灾民流离。药材的运费又涨了,几味常用药已经断货了。”

    隆庆五年春天,继录者收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。信是那位曾经来济世堂求过药的中年人写来的,说他带回去的药材在村里用上了,几个病人的症状有所改善。他在信末写道:“先生,我们村今年种了一些草药,虽然不多,但够自己用了。”

    隆庆五年秋天,济世堂来了一位穿着半旧青衫的中年人。那人约莫四十出头,面容清瘦,目光沉静。他在诊案前坐下,先报了自己的姓名:“先生,在下姓沈,从南京来。”他微微一顿,像是这句话在舌尖停了一下才放出来。他静了一静,继续说下去:“我父亲年轻时在柳叶巷住过,他见过沈砚先生。”继录者抬眼看了他一眼:“你父亲还在世?”那人摇了摇头:“已经走了。临走前他让我来北京,到槐树巷的济世堂看一看。”继录者没有多说什么,只是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那你就坐一会儿。”

    那人没有久坐,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,安静地环顾了一圈诊堂,目光从药柜扫到桌案,从桌案到窗台,最后落在那把旧椅子的扶手上停留了片刻。他站起身来朝继录者微微躬身:“多谢先生,我没有别的事了。”他转身走出了诊堂,沿着槐树巷向南走去。继录者坐在诊案后面没有起身,等他走出巷口,才重新低下头,把桌案上摊开的药书合上,放回书架原来的位置。

    同年冬天,皇帝驾崩的消息传来,继录者从街市上经过时,药铺的掌柜正在和伙计低声议论着这件事。继录者没有停下来听,他在柜台前付了药钱,接过药包,拎着走出了铺子。

    隆庆六年春天,新帝登基,改元万历。继录者站在院门口看了好一会儿那棵老槐树的新芽,没有进灶间。风穿过枝丫时带起一阵细碎的声响,像是去年的枯叶在枝条间翻了个身。他伸手碰了碰那根低垂的枝丫,叶片柔软而湿润,带着春天特有的生命力。他收回手,转身走进诊堂,在桌案前坐下来,翻开那卷旧书,翻到夹着那片干槐叶的那一页。叶片已经比从前更脆了,边缘微微卷曲,在指尖停留片刻后,他又合上了书页。

    万历元年秋天,继录者注意到北京城的街市上多了一些新的面孔——操着各地口音的商贩和百姓,在街巷间穿梭来往。他听他们说江西的田地、湖广的河水、福建的海风,听他们说今年的收成、明年的打算。他在继录中写道:“万历元年秋,城中的外地人比往年多了不少。有人说南方水灾后很多地方的人往北迁,也有人说北方在招佃户垦荒。街市上的口音比前些年杂了,药价还在涨。”

    万历二年春天,济世堂来了一位面色青黄的年轻人。他在诊案前坐下后说,他从湖广来,家乡去年遭了水灾,庄稼颗粒无收,家里人都散了,他一路走到北京来投亲。他在路上染了病,发烧、腹泻、浑身无力。继录者让他伸出手来诊了脉,脉细数而浮,三部皆有湿滞,是水土不服加上长途跋涉耗损了气血。他开了一副温补的方子,又额外包了几包干粮,让年轻人带回去慢慢调养。

    万历三年夏天,继录者在院子里晾晒新收的药材时,听见巷口传来一声悠长的叫卖:“卖梨干嘞——宣府的梨干——”他放下手里的药材走到门口,巷口站着一个挑着担子的中年人,担子两头挂着几只布袋。继录者叫住他买了一包,解开袋口时里面是切得厚薄均匀的梨干,色泽浅黄。他拿起一片放进嘴里嚼了一下,梨干微韧,甜味在舌尖慢慢化开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,直到那块梨干在嘴里化尽,才转身回屋,把剩下的梨干倒进灶台角落的一只粗陶碗里,用一块干净的白布盖住碗口。

    万历四年春天,继录者在继录中写道:“万历四年春,梨干的味道还是和从前一样。院墙根下的秋菊,今年又冒出了新芽。”

    万历四年夏天,继录者在药铺补货时,铺子的掌柜叹了一口气:“今年的药材又涨了。南方的路不通,北方的旱情也重,连艾草都比去年贵了三成。”继录者把药包拎回济世堂后,在诊案前坐下,翻开那卷旧书时,注意到夹着那片干槐叶的书页边缘的裂痕比去年又延伸了一段,像一张被时间缓慢撑开的地图。

    万历五年春天,一位穿着半旧青衫的中年人走进了济世堂。他在诊案前坐下后说:“先生,我从福建来。我家世代行医,前些年得了一本《海西验方录》的抄本,据说最初是北京一位沈先生编的。我照着书里的方子治好了几个病人,想把那本书的抄本带来给您看看,确认里面有没有讹误。”他从包袱里取出一本用蓝布包着的册子放在桌上。继录者翻开那本册子,里面的字迹端正清秀,内容和他见过的《海西验方录》定本基本一致,只在几处方剂的用量上略有出入。继录者翻完一遍,把册子合上:“这本抄本大体上是准确的,有几处用量需要调整,我另外抄一份给你。”他花了半天时间重新抄录了一份准确的版本交给那人。那人接过抄本郑重地收好:“多谢先生。”

    万历五年秋天,继录者在院子里坐着,午后的日光从槐树叶子的缝隙间漏下来,在道袍上洒了细碎的光斑。他坐在矮凳上,把那些旧纸页按照年代重新归了归类。纸张在日光下泛着暖白色,有几页的边角已经起毛了,但上面的字迹都还清晰。他把它们按照沈砚、黄甫和他自己三个人的笔迹分成了三摞,然后在膝上坐了很久。

    万历六年春天,济世堂来了一位老人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袍,头发全白了。他在诊案前坐下后,开口的声音沙哑而缓慢:“先生,老朽是从山西来的。我年轻时在北京住过,在槐树巷租过房子。那时候这间医馆还是黄甫先生在坐诊。”继录者看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:“老人家,你这次来北京,是来办事的?”老人点了点头:“回来看看,顺便看看这间医馆还在不在。”他没有看病,也没有求药。他在诊案前坐了一会儿,看着诊堂里的药柜和桌案,然后慢慢站起身来,朝继录者微微欠了欠身:“多谢先生,老朽走了。”他拄着拐杖慢慢走出了济世堂,沿着槐树巷向巷口走去。继录者站在门口看着他驼着背的身影在午后的日光中越走越远,拐过巷口便看不见了。

    万历六年夏天,继录者把继录翻开到最后一页,在纸页的底部写道:“万历六年夏,天气比往年更加闷热。街市上的人都说今年可能会闹旱灾。药价继续上涨,有些药材已经断货三个月了。”

    (第一百一十章完,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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